奥康姆剃刀

优秀人物的品质，往往是多方面的，全看你怎么看，从哪一个方面看。越是优秀人物，个性越明显，非议也越多。

平庸人物的品质，往往是单一的，坏的就是一个劲的坏，坏了还要再坏，不知好之为何物。好，也只是个平面的好，和善就是一味的和善，对谁都和善，没有是非，没有原则。老实，也是一样，不是一脚踢不出个屁来，就是几脚都踢不出个屁来。说到底，还是个智商的问题。一根筋，脑子里全是固化纤维，连个空儿都没有。这种人，当好人不是什么真好人，当坏人肯定是真坏人。

世上有没有坏人，天生的那种坏人，对这个问题，季羡林先生晚年有过深入的思考。他说，我活了快一百岁了，去过世界上四十多个国家，从来没见过一个坏人变成好人，也从来没见过一个好人变成坏人，坏人都是“下生的”。下生的，大概是他山东老家的土话，意思是天生的。无法解释，只能说是天生下的。

唯一能解释通的，只有智商。一个人从小到大，不管是父母，还是学校里的老师，单位里的领导，没有不说让你做个好人的，可为什么，到头来有的成了好人，有的却成了坏人？有人说，这是环境造成。季羡林也就这个问题说过话，他说，大的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，怎么你就成了坏人，人家就成了好人。有的人，环境越艰辛，越是能成才，品质越优秀。可见“环境说”是难以让心服的。

起作用的，怕还是智商。智商高的人，没有品质不好的。有人说，某某品质不好，可是聪明极了。我认为，世上不会有这样的人。真正聪明极了的人，怎么会让你看出品质不好呢？别说他不会品质不好，就是真的做上两件坏事，也不会让人看出，且得出品质不好的评价。我多次说过，品质是智商的表现。前面说过，勤奋是天才的标志，这两句连起来说就是：勤奋是天才的标志，品质是智商的表现。

傅斯年是个天分很高的人，又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处在那样一个重要的变革时代，他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，也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。就说中央研究院迁台这件事。中研院下面，十几个所，图书、仪器、资料，全部完整迁到台湾的，社会科学方面的，差不多就史语所一家。人员大多数都去了。这，除了傅的能力外，人格魅力是主要的。人们知道，跟上傅大胖子尽管放心，有他的就有你的。

傅斯年的脾气不好，也是有名的。跟他多年的秘书那廉君，说过这样一件事。抗战初期，八一三上海战起，南京考试院被炸，傅把母亲和两个侄子安置在安徽和县。后来南京沦陷，傅到了长沙，史语所的一位同事，把两个侄子护送到长沙。那秘书记得很清楚，那天，他们一到长沙，便到韭菜园圣经学院去见傅，傅很高兴，也很感谢这位同事。后来傅问起他们祖母的下落后，两个侄子说：“没有逃出来！”傅一听，勃然大怒，上去就打了几个耳光，护送两个侄子的同事站在一边，有些不大受用。

这是关乎母亲的生死，责斥的又是侄子，不足为凭。感受最深的是他的下属，有的人常常无端受一通训斥而莫名其妙。据那秘书说，多是这样一种情形。傅有时对某一人刚刚发完一通脾气，第二个人不知这个“前因”，跟着来找他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，以后第三第四个人相继而来，相继被斥而退。傅过后常跟那秘书说：“叫我不二过可以，叫我不迁怒，我实在做不到！”

“不二过，不迁怒”，是《论语》里的话，哀公问孔子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二过，不迁怒。”过去的读书人，拿这两条做为品质好、修养好的标准。不二过，就是不重复犯相同的错误。不迁怒，就是不将自己的怒火，发到不该发的对象身上。

傅斯年待人之诚，也是有名的。也是抗战期间，傅斯年和陈寅恪都住在昆明靛花巷一个楼上，傅一楼，陈三楼。院里有防空洞，每次听到警报响，傅必爬上三楼，通知陈，把陈搀扶下来进入防空洞。陈眼睛不好，有时候在睡早觉或午觉。那秘书说：“以孟真先生胖拌的身躯，爬楼梯已够吃力，而他对朋友能够如此关怀，从上面所说的小事，便可以得到一个证明。”

陈是名人，两人又是姻亲，这么做是应当的，是本分。从与丁文江的关系上，最能看出他的待人之诚。丁是中国早期的留学生，先在日本，后来到了英国，学生物学、地质学。回国后，曾创办地质研究所，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。丁一度从政。1926年，出任孙传芳主持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，就是上海市的市长，只有半年的时间。当时傅还在欧洲留学，听了这个消息，很是愤慨，觉得一个留学生，怎么能当反动军阀的走狗呢？在巴黎见了胡适，对胡说：“回国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杀丁文江！”傅回国之初，两人并无交往，直到1929年夏天相见之后，经过一年的交往，知道丁是一个有学识有才干的人，对丁很是佩服，成了极好的朋友。1935年年底，丁在湖南作地质考察时，因煤气中毒病倒，住在长沙的湘雅医院，昏迷不醒，生命垂危。傅得知消息后，马上赶到长沙，组织抢救，丁的病情一度好转，傅一连几天待在病房，陪丁聊天说笑话。丁的病太重，最终还是不治去世。死后，傅发唁电，料理后事，尽心尽力，还写了两篇文章悼念。

这是对大人物，对小人物也一样。

人类学家李亦园，1948年9月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，当时傅斯年还没有来台大。转年1月，傅出任校长。史语所的许多著名学者，如李济、董作宾等来台，一时无法安置，傅便设立考古人类学系，让他们来台大教书。1950年李亦园读完历史系二年级，决心转到考古人类学系念书。当时考古人类学系只有二年级，要转系，只有降一级。李亦园一心要学这门学科，降一级也愿意，麻烦的是，他这一“降转”，原来一入学就得到的“奖学金”也就没有了。1950年以前有台大有规定，考取的学生成绩在每班前百分之五者，可以得到全额奖学金。他是从大陆来的，家里接济断了，在台无亲无故，上学全靠奖学金，可是转降相当于留级，奖学金是不给留级生的。他与教务处长钱思亮先生争辩，说不是他要留级，是考古人类学系没有三年级。钱先生说，规定如此，爱莫能助，不过钱先生告诉他，这种有关规则的事，如要改变，恐怕要校长批准才行，最好是写个报告去见校傅校长。

没办法，李亦园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傅，傅看了报告，没有立刻表示可否，却是先问了三个问题。第一个是，为什么要转考古人类学系？他答了。第二个是，知道不知道读人类学的人经常要去做田野工作，那是很苦而且要离家很久的事，估量过自己能忍受得了吗？他答了。第三个问题是，是否知道读这一行“冷门”，将来只有教书或研究的路，那是不能赚钱的行业吗？他说，他来自一个教书的家庭，对教书和研究有兴趣。傅听完之后，没有再说别的，立刻在他的报告上批了几个字：准予保留助学金。于是李亦园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校长室。

李亦园毕业后留校任教，经过多年努力，成为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。什么时候想起傅斯年校长，李教授都是充满着感念之情。不是傅的破例处置，以诚相待，他不可能走上这条学术之路，取得这么大的成绩。

傅斯年最终死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。1949年1月接任，1950年12月12日，在台湾省议会上答辩时，因脑溢血猝死，主持校政不足两年。死时只有五十四岁。

台大的校长，规格之高，是我们现在不可想象的。

这与日本人占据几十年有关系。台大的前身是台北帝国大学，校长叫总长，总长的身价跟台湾总督的身价相等。日据时代，人们走过总督府门前要行礼，走过校长门前，也要行礼。这个风气，一直延续到傅接任校长时。那廉君回忆：“听说日据时代，人们走经总督府门前都要行礼，我没有亲眼看到，不敢确信，但我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到台湾大学以后，却发现有人走经校长室门前，尽管屋里没有人，也要双手抚膝，向大门鞠了九十度一躬，这样隆重的敬礼，当时我每天可以看到很多次，但很快地便消失了这种尊敬的表示。”（《傅斯年的故事》）

当时国民政府退败台湾，台湾大学无论管理，还是教学，都亟待尽快走上正轨。光有魄力不行，还得有办法。这就见出傅的是本事了。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，一是制定规则，并全力实施，二是聘用新人，辞退不称职者，三是多方购置图书，充实图书馆。（傅不是光复后的第一任校长，连上代理的，应当算是第四任了。）

制定规则举个例子。考试印题的“入闱”制度，是傅手里建立起来的，至今还是这样。“入闱”，是科举时代的说法，就是考生和监考人员，进入考场后再也不准出来。那廉君回忆说：“孟真先生接长台大后，首创考试印题‘入闱’制度，一九四九年台大新用考试‘入闱’印题，和现在大不相同，实在有些不好受，所以当时主持闱场的林耀堂教授，不得不带氧气进去。但从一九五〇年开始，便逐渐改进。所以一九四九年、一九五〇年的时候，大家都不愿意参加这项‘入闱’工作，和现在的情形，自然截然不同。今日大专以及其他各项新生入学考试‘入闱’印题之成功，不能不归功于当时创始者。”（《傅孟真先生轶事》）

援引新人，辞退旧人，在这上头，北大有优良传统。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时，给手下的三个院长说：“辞退旧人，我去做；选聘新人，你们去做。”傅当过北大代理校长，自然知晓，当了台大校长，也就如法炮制。傅比蒋的魄力更大，办法也更好，特别成立了一个“教员聘任资格委员会”，专司其事。也有几位名家，没有经过这个委员会，而由傅一句话就定了，这是因为那些人是大名家，没有研究的必要。

援引新人好办，难办的是辞退旧人。蒋梦麟的办法是，要三个院长，你们要辞退什么人，报到我这儿，我出面辞退。傅不是这样，是自己亲自考察，不行的就让你走人。他一当上校长，就给各位教授、副教授发去一信，大意是：不定在哪一天，我也许跟教务长，跟你们贵院的院长，贵系的系主任，到你的课室来旁听，请你不要见怪。不是这么说说，是真的去，第一年寒假，就“听”掉了好几位。由于经常听课，哪一位先生的学力如何，教书能力如何，他心里都有个底儿。两年之内，不续聘的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，共有七十几人。

对那些特别穷的教师，辞是辞了，该管还是要管的。有七个教师，教不了书，又穷，于心不忍，就跟教育厅长说好，给他们一个编纂的名义，放在台大的图书馆。给一年的聘约，有的还续聘了。（屈万里《回忆傅先生在台大的往事》）

在研读傅斯年的资料时，我发现，无论是办史语所，还是办台大，傅最重视的是购置图书，扩充图书馆。抗战期间，北大清华撤到大后方，图书都没有带去，整个昆明，迁来的大学和学术机构，就史语所有个图书馆，藏书二三十万册。好些人做学问，都要仰仗史语所的图书，还有的人，为了做学问，调到史语所。想想也是的，一个研究机构，一个大学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一是好的教授，再就是好的图书馆。光有好的教授还不行，还得有好的图书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好的图书馆，比好的教授更重要。

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，大概很少有人直接抓图书馆。但是不能说，没人重视这个问题。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，山东省省长姜大明，在去年两会省政协教育组讨论高校债务时发问:“没有图书馆，办什么大学?”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。

傅斯年一去了台大，抓的第一次事，就是图书馆。他亲手拟出“图书委员会办法”，除了谈到这个委员会“组织”和“职掌”外，还拟出具体的工作程序，其中第一步是：“至迟九月底以前保藏事项办好；至迟十月底以前，各阅览室之改建完成；至迟一月底以前各系图书馆整理就绪；趁暑假大搬动，大改装修（总、法、医、阅览室，文学院汉籍等），趁暑假后将后楼腾出，再一批大搬动。”一段话里，三个“至迟”两个“趁”，可以看出他急于促进图书馆发展的的心情。

除了改建书库、阅览室，他亲自跑旧市，挑书卖书，增加台大的图书收藏。据那廉君回忆：当时台大的图书，除了日文与德文以外，中文书籍实在不多，于是他东凑西凑（经费），尽量添置不少经常应用的中文书籍。记得有一个晚上，孟真先生一个人跑到南昌路的鸿儒堂选购了不少书籍，自己抱回来，那时我住在孟真先生家，他叫我收点这些刚刚买来的书籍，并且叫我暂且垫款付账，我说：既是熟铺子，明天再请事务组去付好了！孟真先生听了我的话笑了笑，他说：看来现在是月底，你的荷包大概也干了吧！”（《追忆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》）

这样一个公忠体国的人，个人生活上非常节俭，甚至可说是寒酸的，可怜的。傅是1950年12月20日，在台湾省议会上猝死的。七十年代，夫人俞大綵写过一篇《忆孟真》的回忆文章，写了他死的前一天晚上，夫妻两人的一段对话。

冬夜寒冷，妻子为他在小书房里点着一个火盆取暖。傅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。俞大綵就坐在对面，缝补丈夫的破袜子。因为第二天要参加两个会议，俞劝丈夫早点休息。傅搁下笔，对俞说，他正在为董作宾的《大陆杂志》赶写文章，想早点拿到稿费，做一条棉裤。又说：“你不对我哭穷，我也深知你的困苦，稿费到手后，你快去买几尺粗布，一捆棉花，，为我缝一条棉裤。我的腿怕冷，西装裤太薄，不足以御寒。”俞听了，一阵心酸，欲哭无泪。

说到这里，傅起身指指靠墙的书架说，这些书，还有存在史语所的一房间书，他死后要留给儿子，他要请董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，上刻：“孟真遗子之书”。长叹一声，接下来说：“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，十余年来，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，而我死后，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，我对不起你们！”

夜深了，窗外吹起一阵寒风，俞大綵看到，室内盆中的炭，已化成灰，猛然感到一阵剌骨的寒意。她一向不迷信，过后想起，莫非这就是丈夫的遗言？

前面提到的傅董作宾，是个考古学家，史语所的研究员。去世后数日，董作宾将稿费送来，只是已无法为傅添置棉裤了。

我有时候想，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出现这样一批优秀的人士，而当今的许多干部，却每每叫人失望呢？这个问题，困扰了我好多年，总也找不到让人信服的答案。你说是学养，修持，是智商，是品德，似乎都难以圆满地解释。前些日子，为写这篇讲稿找材料，在我的小资料室里闲翻。翻到一本我省作家赵诚送我的书，叫《追寻黄万里》，2004年山西书海出版社出的。当年拿到手就看了。我有在书上写批语的习惯，在这本书的第110页空白处，写有这样一段话：

“人生奋斗，是有不同层次的。最初肯定是生活层面，超越了这个层面，才是精神层面。见识，见识，只有见过，才有真识。你连见过都没见过，会有什么真识。今天放下打狗棍，吃了两顿好饭，就成为了“而奋斗”式的人，怎么可能？我们许多干部，所以不行，主要就是他的人生奋斗，还停留在生活的层面。黄万里所以这样有定力，有精神，是因为他早就超越了生活层面。”

我想，对傅斯年其人，也可以作如是理解吧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2年2月22日于潺湲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