奥康姆剃刀

台湾出版过七卷本的《傅斯年全集》（1980年），湖南教育出版社也出版过《傅斯年全集》七册，时间在2003年。七卷不能算多，但对一个主要精力放在文化教育行政工作的学者来说，也不少了。学问上的事，不能说出了多少本书，还得看达到什么层面。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说过一句话，“作为学者，傅斯年本人的学问，在他同时代的学人中不是最好的，但他是有真学问的。”（《学术之外的傅斯年》）这话是不错的，再补充一句就更完整了：“他不是那种博大精深的学者，但他是那种有创见的学者，其创见每每为通常学者所不及。”

前两年，湖南学者朱正为花城出版社编过一本《傅斯年集》，在编者的话里，对傅的学术成就有较为公充的评价。他是这样说的：“在新潮社同人中，后来他是学术成就最大的一人。因为他不很注意保存自己的文稿，特别是一些大学的讲义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，以致数量上比某些学者要少些。但是可以说是的，凡留下来的都是精品。他治史重视史料，更难得的是史料一到他的手上就活了。他以过人的史识，能够从别人也见到的史料中发现别人没有看出来的内容。他可以说是集历史学家与思想家于一身。”

空说不顶用，举个小例子。

《论语》这本书，千百年来，不知有多少人诠释过，注解过，别说有整套的发现，就是个别的发现，也是难而又难的。在这上头，傅就有惊人的创见。

《论语·先进篇》第一章的原文是：“子曰：‘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’”

这句话，在《论语》里，是有名的难以理解的话。尤其是先进、后进两词，历来释者众，多难令人称意。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的翻译是：“孔子说：‘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过爵禄的一般人，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。如果我要选用人才，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。’”似乎通了，还是不通，太拗口了。别的不说，把野人解释为一般人，把君子解释为卿大夫的子弟，就不没有多少道理。君子就是君子，绝不会是君子的子弟，野人就是在野之人，低贱之人，绝不会是什么一般人。

看看傅斯年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。

在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这篇文章里，他说，周室东征，整个灭了殷商之后，殷商之民，大批迁往东部，即如今山东、安徽一带。此后七百年间，周室虽统治中国，老百姓多为殷之遗民，仍奉行殷商的礼仪。这样上边统治阶级与下边人民的习俗就不尽相同。孔子说自己：“丘也，殷人也。”他是尊崇殷商的礼制的。用这样的历史观点来解释《先进篇》里的那句话，一说就明白了。

傅说，野人即是农夫，非如后人用之以对“斯文”而言。君子指卿大夫阶级，即统治阶级。先进后进，自是先到后到之义。礼乐是泛指文化，不专就玉帛钟鼓而言，名词即定，试翻译做现在的话如下：“那些先到了开化程度的，是乡下人；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，是‘上等人’。如问我何所取，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。”又说，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民，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姓的宗姓婚姻了。

胡适在《傅孟真先生的思想》一文里，引用了上面这个例子后，说现在有许多人提倡读经，对这几句话解释得通才配读经；如果解释不通，不配读经。又说：“孟真有绝顶的天才，他替我解决了《中国哲学史》上不能解决的问题。我接受了他的观念，写了一篇五万字的文章，叫做《说儒》，从这个观念来讲古代思想，根本推翻了我过去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见解。”

更绝的是，考古学家董作宾写了本书，叫《新获卜辞写本后记》，傅斯年给写了个《跋》，这个跋有两万七八千字。董作宾是有名的“甲骨四堂”之一，号彦堂，其他三堂是雪堂罗振玉、观堂王国维、鼎堂郭沫若。 他看了傅的这篇跋，非常赞赏，说：“他看了董彦堂先生新得的两块卜辞，两片一共只有五个字，他就能推想到丙个古史大问题——楚之先世，殷周之关系——都可以从这两片五个残字上得到重要证实。”（《傅孟真先生遗集序》） 

真正的学术发现，是振聋发聩的，也是惊世骇俗的。不在乎多，有那么几个就行了。多了是不可能的。

这就要说到怎么做学问了。我的看法是，学问之道，在于三力，一是记忆力，二是联想力，三是判断力。记住了，又能从这个记忆点，想到另一个记忆点，三下两下，就有了新的见解，有了新的见识还不行，还得敢于判断。这一判断，就是学问，就是发现。傅斯年的记忆力是惊人的，像《尚书》这类书，都能背下来。他的勤奋，也是公认的，公务繁忙，军书旁午，只要有空儿，总是手不释卷。

对勤奋，我的理解，跟别人有点不同。好多人都说，做学问要勤奋，勤奋读书，勤奋钻研。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，说勤奋是天才的标志。想想确实有道理。不说天才了，只说天分高。只有天分高的人，才知道勤奋，怎样勤奋。笨人，你叫他勤奋，是勤奋不起来的，拿起书就头疼，再使劲都看不进去，再要他“恒兀兀以穷年”，不是要他的命吗？天分高的人，读书研究，是乐趣，是幸福。不让他勤奋，浑身都难受。

傅斯年的学术上的功就，甚至品德的高尚，更多的不是勤奋与修持，还是天分的因素多些。